李建成个人资料简介 人物生平 为政举措 人物评价

李建成简介

李建成(589年-626年)，小字毗沙门。唐高祖李渊长子，陇西成纪人。李渊起兵之初，李建成与李世民分别在河东、晋阳招募人才，而后李建成到太原助李渊起兵，率军攻略西河，取霍邑，拒潼关，攻....

李建成个人资料

李建成(589年-626年)，小字毗沙门。唐高祖李渊长子，陇西成纪人。

李渊起兵之初，李建成与李世民分别在河东、晋阳招募人才，而后李建成到太原助李渊起兵，率军攻略西河，取霍邑，拒潼关，攻克长安。李渊称帝后被立为皇太子。唐朝建立后李建成又多次率军打退突厥的入侵，擒斩与突厥勾结的刘黑闼，平定山东。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将李建成杀死，死年三十八岁，五子一并遇害。

李建成直率、宽简、仁厚，很有才能。 被弟弟李世民丑化，不是史书上记载卑鄙平庸的太子。 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追谥"隐"，贞观十六年(642年)，又追赠为皇太子。

李建成照片

李建成人物生平

李建成是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的长子。隋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建成奉李渊之命留在河东，结交大批能人志士。他对当时的形势和李渊的处境十分了解，太原起兵后李建成曾对父亲说：“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至前此蓄谋叛隋，则二人（建成、元吉）亦不能不与也”。当时李氏宗族习武之风培养了李建成的政治、军事才能，他对于关系身家安危的大事不会无动于衷，因而当时是李渊反隋建唐的重要参与者。

隋朝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反隋，密召建成与弟元吉至太原。六月，义军建旗发兵，建成受命率众攻取西河。九日往返，义军首战告捷。李渊建大将军府，授建成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军，封陇西郡公。七月，义军挺进关中，建成又出谋划策，力战攻克霍邑。九月，建成奉命率刘文静、王长谐等数万人屯永丰仓、扼守潼关、大败屈突通。十月，建成率精兵与李渊会合，在攻克长安的战役中其部下雷永吉率先登城。十一月，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侑为恭帝，改元义宁，恭帝封李渊为唐王，封建成为唐王世子，开府置官属。义宁二年春正月，建成迁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偕李世民将兵十万东循洛阳，授尚书令。唐朝天下为马上得之，李建成从晋阳起兵至唐朝建立为领兵主将，任左军统帅，他指挥和参与指挥的西河之战、霍邑之战、潼关之战、长安之战都充分显示出其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建成决不是旧史书描写的庸劣之辈，而是位有勇有谋的军事统帅。

义宁二年（618年）五月，李渊登基，唐朝建立；六月，建成被立为皇太子。李渊对建成寄以厚望并悉心栽培，以适应新的环境和职责。建成平时受命协助李渊处理繁重的军国要务；李渊外出“巡幸”，建成要坐镇长安“监国”，代理朝政。武德初年建立官制政体、改革税法、颁布律令；积极发展农业、恢复生产，推行均田制，改革租庸调；并办儒学、兴科举、宣扬教化等一些列政治活动建立起的唐初的政治框架，里面不可能没有建成的重要作用。因此，李建成在唐朝立国后的统一战争中较少率兵出征，基本上是坐镇长安。在战争期间，李建成也多数是管理后勤补给、兵员征收、武器装备等军务工作，以服务于战争，只是在需要的情况下才奉命出征。

虽然在唐朝后方，但建成仍然在军政事务上献出颇多良策，为唐朝远交近攻、迅速统一中原做出了重要贡献。建成在军事上重点布防北边，他多次奉旨领兵出征，立下了赫赫战功，对唐王朝后方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武德二年，剿灭司竹祝山海；武德三年，镇蒲州，备突厥；武德四年，讨伐稽胡；武德五年，剿灭河北刘黑闼，平定山东；武德六年，屯并州，备突厥；武德八年往幽州，备突厥。需要强调的是，建成在北部抵御突厥，是李世民中原逐鹿取胜的必要条件，为李唐统一中原奠定了重要的后防基础。在这一系列军事活动中，建成不仅取得了军事胜利，外战保家卫国，内战更善用怀柔安抚之策，从而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李建成还特别注重招揽人才，早在晋阳兵变之前就广结天下才俊，为起兵做人才储备。史载建成 “卑身下士”，能与人倾心相交。早年即结交高官世家子弟，如韦挺、李安严、段纶等人；起义之前与河东令卢赤松、河东郡司法贺德仁、河东县曹任瓌等相交颇深；起义及建唐后又延请结纳的除了人们熟知的王珪、魏徵之外，还有李纲、窦轨、裴矩、郑善果、庾抱、陈子良、萧德言、赵弘智、徐师谟、欧阳询、唐临、唐宪、窦干、冯立、谢叔方、薛万彻、罗艺、李瑗、韦云起、郭行方、裴龙虔等一大批能臣武将。建成对德高才俊之人、刚正耿介之士一向礼遇甚厚，颇能识才用才，其心腹谋臣爱将亦以知己事之。玄武门政变之后，原东宫僚属一律被降职处分。根据贞观时期魏征等几人后来被提拔重用之个案，就断定唐太宗当初很大度地处置了太子建成的东宫旧人，恐怕是有意造成的误解，是贞观朝廷造神运动的组成部分。

由于秦王李世民长期在外征战，处心积虑地经营私人势力，李渊便着手削减其羽翼，秦王府文臣武将多被贬黜外放，部分武将调给元吉使用。李世民眼看大势已去，夺嫡无望，便与手下商议密谋，并勾结早已买通的皇宫戍卫，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626年7月2日）清晨率领全副武装的众家将及私下招募的八百死士在皇宫内发动政变。李世民亲手射杀了前来早朝的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同时遇害，建成五个年幼的儿子也在政变中被杀，家人全部除籍。这就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政变”。李世民继位后为了安抚人心，于贞观二年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隐”，以礼改葬。贞观十六年五月，又追赠建成皇太子称号，史称“隐太子”。

唐太宗李世民通过发动血腥政变获得帝位，不仅破坏了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而且兄弟相残也为人所不齿。因此，李世民为了证明自己获得帝位的合法性，必须在史书中大书特书自己在建唐过程中的卓越功绩，“歪曲地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描绘成太宗的精心策划”，贬低李渊，打压李建成、李元吉以抬高自己，彰显自己至高无上的功勋，表明自己所为是拥有“天命”的，从而间接地证明自己拥有帝位的合法性。李世民以此开创了帝王直接干预修史的典范，他一方面授意史官抹杀建成建唐前后的历史功绩，对建成的历史活动，或埋没不载，或曲载其事，将其丑化成既无功于社稷、又心胸狭窄、且多次企图谋害秦王的卑劣小人；另一方假托李渊曾私许将其立为太子，以证明其杀兄屠弟实属无奈，乃大义灭亲、铲除奸恶、上承天道、下安社稷、无违君父之命的正义之举。这样一来，后代的史书包括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所依据的史料实录中对建唐前后事实的描述必然有所偏颇，完全倒向李世民一边。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不难发现李建成本来是一位心中有天下格局的优秀帝位继承人，他是李渊重点扶植的对象。李世民夺权后，也不得不好生安抚李建成多年经营的势力，重用原东宫臣僚，同时继续沿袭父兄对峙突厥的战略，对内执行偃武修文、与民休息的国家大政方针。李建成的优秀，迫使李世民必须克制私欲、不断积极努力追赶方能服众。人们有理由相信：若无横生的宫门之变，他必会继承李渊开创的基业，将唐朝创建成一个全新的升平盛世。​

李建成为政举措

李建成是李渊反隋活动的组织者

关于太原起兵，李渊为首谋已有多文论及，故不多叙。对李建成，我可以从留下来的不多的史料中来分析他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所起的作用。

李渊密谋反隋思想萌于大业九年，这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当时迅猛发展的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其标志是大贵族杨素之子杨玄感黎阳起兵反隋。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开始为其前途寻找出路。二是李渊亦是贵族后代，又握有关右十三郡兵，还应当时“李氏当为天下”谶语，受到隋炀帝的猜忌，史载“帝以渊相表奇异，又名应图谶，忌之”。

这就是李渊反隋的历史背景。但由于时机不成熟，只好表面沉湎，庸碌以掩其心。史称李渊“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密运雄图。”在这种背景下，李渊密谋反隋非常谨慎，范围不会很大，做为助手和参谋，最可靠并有成效的莫过于其子。

当时李建成已25岁，值至大业十二年留在河东前，长期跟随李渊，深受李渊的影响，既有青年人刚健有为的个性，又有深沉、宽容的品性，史称他“任性直率，宽仁容众”，这一点同李渊是一致的，可以成为李渊的得力助手，李建成对当时的形势和李渊的处境是了解的。这以太原起兵后李建成与李渊的对话可以证明，李建成说：“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因此，让李建成组织活动李渊是放心的，况且当时李世民年仅16岁，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李渊不会抛开李建成而独同李世民密谋，对于谋划，结纳人士等，李渊又怎能不让李建成参与呢？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至前此蓄谋叛隋，则二人（建成、元吉）亦不能不与也”。当时，李氏宗族习武之风培养了李建成的政治军事才能，对于关系身家安危的大事，他也不会无动于衷的。因此，李建成是李渊反隋活动的知情者、协谋者，是可信的。

李渊密谋反隋，在太原起兵前有两个基地：一个是太原，由他和李世民共同组织；一个是河东，由李建成独立进行活动。

这样安排，李渊是有深刻用意的：一方面，太原是他的根基地，起兵要在这里进行，而世民政治经验不成熟，要加以培养，正如王夫之所说：“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有以折英雄之躁妄，绥民志於来苏”，“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另一方面，河东是军事重镇，是通往关中的要地，大业十一年李渊曾在此讨捕农民军，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史称：“河东以来，兵马仍令帝（李渊）征发”。而且李渊许多亲属在关中，河东处于太原和长安之间，如果在河东进行组织活动，既可以接纳关中豪杰，有利于夺取关中，又可以响应太原互相呼应。

由于李建成“性宽简”，“颇仁厚”，性格稳重，让他独立进行活动，李渊是放心的，所以大业十二年时，李渊让李建成以照顾家属为名“於河东潜结英俊”。同时，又让当地很有名望的人物任瓖协助他，以掩盖李建成的活动。

大业十三年，是起兵的关键时期，李渊加紧起义准备“仍命皇太子於河东潜结英俊，秦王於晋阳密招豪友，”。一个“仍”字，说明李建成一直是在李渊的指使下进行起兵的组织活动的。李建成倾财赈施，广泛接交，招揽了许多人才，为起兵准备了力量，表现了较出色的组织才能。史称“太子及王（世民），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偿云倦。”由于李建成以礼相待，倾身相交，“故得士庶之欢心，无不至者。”尤其是河东人士争相加入起兵行列，史载“河东水滨居人，竞进舟楫，不谋而至，前后数百人。”

正因为李建成的出色活动，太原起兵前，李渊一面叮嘱李世民“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一面“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当李建成赶赴太原参加起兵时，李渊异常高兴，据史载“太子与齐王（元吉）至自河东，帝欢甚。。马上让他担负统领军队的重任。

总之，从大业九年李渊密谋反隋到大业十三年太原起兵，李建成一直是协谋者和组织者之一，是李渊的得力助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此，王夫之的评论有一定的客观性：“太原之起，虽由秦王，而建成分将以响长安，功虽不逮，固协谋而戮力与偕矣。”因此，说太原起兵李建成无大功是错误的，仅凭贞观国史即抹杀其贡献是不确切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谓高祖起兵，太宗有大力焉则可，谓其纯出太宗则诬矣。”

李建成是建唐军事战争的指挥者

（一）夺取西河之战。西河临近太原，是进军关中的第一关口，由隋将高德儒率兵拒守。由于李渊缺乏稳固的根据地，四面是敌，再加上士兵缺乏训练，军事上不占优势，此次战役是起兵后一次大战，对士气影响很大；李渊把此战提到关系唐业成败的地步，他说：“士马尚少，要资经略……，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业成矣。”为此，把重任交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并说：“西河绕山之路，当吾通行，不得留之。”足见李渊对李建成才能的信任，他还勉励说：“先以此郡，观尔所为。人具尔瞻，咸宜勉力。”

为了迅速攻取西河，李建成进行认真准备，周密部署：一是制订军法，整肃军纪，提高军队战斗力，史载“大郎（建成）等虑其不攻，以军法为言。”他向李渊表示：“如或有违，请先军法。”做到军纪严明，“三军闻者，人皆自肃，兵向西河。”二是进行严密的战役部署，李建成兵临西河，亲自察看地形，做好攻击准备，史称“风尘警急，身即前行，”“大郎、二郎不甲，亲往喻之，”三是与士兵同甘共苦，激发了士兵的勇气。史载李建成“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使将士受到鼓舞，军心大振，“於是将士见而感悦，人百其勇。”

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力，将士奋勇争先，“众皆争上。”一举攻克西河，前后仅用9天，初师告捷。李渊非常高兴：“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李建成因功被封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

（二）智取霍邑之战。霍邑北临汾水，东靠霍太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关口，扼守此地的宋老生两万精兵十分强悍，“自许堪当劲敌”，同守卫河东的屈突通遥相呼应，构成犄角之势，以阻李渊。当时唐军四面强敌环绕：北有骠悍的突厥，虎视太原；东有强大的李密瓦岗军欲取长安；西有薛举的西凉兵垂涎关中。严竣的形势使李渊必须速取霍邑，否则会失去进入关中的有利时机，因为当时隋朝大军正与中原农民军激战，关中防御空虚，一旦李密大军西进，对李渊是十分不利的。

正当李渊欲攻取霍邑时，忽然传来刘武周引突厥袭击太原的消息，一旦失掉太原，将使李渊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这使一向沉着冷静的李渊十分着急，其内部分成两派：一派以裴寂为首，主张还救太原；一派以李建成、李世民为首，主张坚持进攻，乘胜进军。

在这关键时刻，能否对局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做到知己知彼，将关系到唐军的前途。李建成、李世民的主张是建立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的。他们首先分析了敌人的矛盾，指出：“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符，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离太原，宁肯近亡马邑，武周悉其此势，必未同谋。”因此裴寂意见是不可取的，接着指出了退却的严重后果是人心涣散，不攻自破。“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於是突厥、武周不谋而至；老生、屈突通追奔竞来，进阙图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李建成针对敌人弱点和自己的优点，表现了战胜敌人的决心和勇气，他说：“今来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运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举。……。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由于李建成等的分析细致，决断坚决，使李渊下定决心，他说：“尔谋得之，吾其决矣。”

李建成根据宋老生性情急躁“勇而无智”、且内部猜忌的弱点，即“群小相猜，”决定采取智取的方法，他采用两种方法：一是诱敌出战，利用阵前辱骂、轻骑挑斗和自行退却等手段，引敌出来；二是利用精骑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结果大败宋老生军，斩宋老生于阵前，一举攻克霍邑。这一战震慑住了突厥和李密，声威大振。

（三）潼关防御战。夺取霍邑后，李渊内部围绕进军方向产生了战略分歧：以裴寂为首，主张全力进攻河东；以李世民为首，主张全力攻取长安，认为“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这两种主张都有不周全之处：首先，裴寂之议不妥，早在起兵之初，薛大鼎曾建议：“请勿攻河东，从龙门直渡，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则足食足兵。既总天府，据百二之所，斯亦拊北扼喉之计。”对此李渊很赞同“深然之。”因此李渊的首要目标是夺取关中，以京师为中心号令天下，而不是夺取河东，因为河东有屈突通精兵固守，号称“能兵”，一旦久攻不下，将坐失取关中良机。当时，李密拥兵十万，其谋士柴孝和曾建议：“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传檄而天下定矣。……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李密很赞同：“此诚上策，吾亦思之久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关键是谁能抢先入关。其次，若按李世民主张，屈突通必从背后攻击，一旦李密大军西进，就有腹背受敌的威胁。于是李渊吸取双方优点，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李世民统领，沿渭河夺取关中各地，迂回包围长安；一路由李建成统领，屯永丰仓，守卫潼关，防御屈突通和李密入关，占据永丰仓粮饷基地，保障李世民顺利夺取关中。

李建成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大败屈突通，保住永丰仓，解除夺取关中后顾之忧，为顺利占领长安打下基础，李渊大喜：“屈突通东行不可，西归无路，……不可为虞矣。”

（四）智破刘黑闼。这是唐朝统一中的最后一次战争，它的胜利为唐初社会稳定打下了基础。

刘黑闼是窦建德的部将，窦建德降唐后，由于唐统治者对降将没有实行安抚政策，加上降将的疑惧心理，激起他们的反抗。武德四年七月，刘黑闼起兵，很快复夺故地。唐统治者先后派李世民、李元吉征讨，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由于实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民心不稳，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武德五年（622年）六月，刘黑闼再次起兵，声势很大，再夺故地，李建成接受魏征、王珪建议，请令征讨。十一月初七（12月14日），李建成替代李元吉，成为讨伐刘黑闼的唐军主帅。

由于经历隋末战乱，广大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社会环境，盼望国家安定。窦建德部将刘雅对劝他起兵的人说：“天下已安，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这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心愿，史载“时天下大定，其（高开道）将士多山东人，思还本土，人心颇离。”因此，如果统治者实行安抚政策，与民休养生息，战乱是可以平息的。李建成吸取以往的教训，接受魏征“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以坐视离散”的建议，改变过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政策以争取人心。史载：“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者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措施起到了争取民心，瓦解斗志的作用，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结果刘黑闼部队“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这样，不用战成功地解决了河北问题，使唐初社会安定下来。

因此，李建成决不是旧史书描写的“建成残忍，岂主畅之才，”而是有勇有谋的军事统帅，尤其他实行的安抚政策，为唐太宗实行“让步”政策提供了经验。

李建成是建唐战略方针的制定者

首先，李建成是建唐战略方针的制订者之一。当时群雄逐鹿，谁能制订正确有效的方针，才可以夺取天下。太原起兵之初，李建成和李世民对李渊提出“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的战略方针，李渊很赞同“众议既同，孤何能易。”从此，唐军打出“义兵”旗号，争取人心，力量迅速发展，史称“自尔以后，义兵日有千余集焉。二旬之间，从得数万。”李渊按这一方针，称唐立国，夺取全国政权。

其次，李建成是唐统一战略方针的制订者之一。李渊攻取长安后，建立唐国号，根据自古以来“立嫡以长”的原则，加上李建成的巨大功绩，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由于太子是国之储君，需经常留在君主身边，参理朝政，协助君主制订大政方针，于是李建成留居京师，协助李渊处理军国政务。史称“帝欲其习事，乃敕非军国大务听裁决之。”为了培养他的治国才能，李渊还派大臣李纲、郑善国辅助他“与参谋议。”

李唐统治者根据西有薛举，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北有刘武周、突厥，南有萧铣、李子通的局面，制定了选固根本，再取关东的战略方针。首先巩固关中地区的统治，然后出关对关东群雄逐个歼灭，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突厥之患，一直是李渊的心腹之患，起兵之初，由于力量弱，不得不笼络突厥，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虽然主要战役是李世民领兵进行的，但这些胜利同李建成抵御突厥，稳定后方，支援前线是分不开的。据史载，武德三年七月七年级，李世民出兵讨伐王世充。十三日，李建成到达蒲州驻屯，防御突厥，并于廿五日指挥延州行军总管段德操击败来犯的梁师都和突厥、稽胡联军。四年正月廿三日，出兵讨伐稽胡，此时李世民正与王世充、窦建德在关东激战；八月八年级，李建成再次安抚北境。武德五年八月十一日，李建成出豳州道，防御突厥。武德六年七月廿五日，李建成驻屯于北部边境，防备突厥。李建成多次防御突厥，为唐初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起了作用。

李建成做为唐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广罗人才，善待贤才，在建唐前后，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为他出谋献策，很多人成为贞观名臣，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如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在贞观年间以“谏诤之臣”而闻名，李建成“甚礼之”；武将中的冯立在贞观年间“甚有惠政，”被李建成视为心腹“托以心膂”；名臣韦挺“太子遇之甚厚。”另外还有郑善果、李纲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以上事例，就是对否定李建成的最好反驳。

注：

《旧唐书·高祖本纪》卷一

《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卷六十四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卷七十九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著

《读通鉴论》卷二十

《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八

《旧唐书·温大雅附大有传》卷六十一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卷一百八十三，卷一百九十

《旧唐书·薛大鼎传》卷一百八十五

《旧唐书·刘黑闼传》卷五十五

人物评价

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认为：“然高祖起兵太原，李建成即与太宗各领一军。及为太子，其所用官僚如王珪、魏徵之流即后来佐成贞观之治的名臣，可知李建成亦为才智之人。”

当代著名史学家黄永年先生在其中古史的力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指出：“其实从第一手文献《大唐创业起居注》来看，从太原起兵到高祖进入长安称帝建唐，建成的功业并不亚于李世民。。。至于政事上，《旧唐书.建成传》说建成当了皇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书，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建成主持日常工作，学习做皇帝。而史书即使按太宗李世民定的调子多作改窜，也找不到建成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倒可以知道建成在这方面的经验至少要比李世民丰富得多。”

因此，李建成决不是旧史书描写的“建成残忍，岂主申易之才，”而是有勇有谋的军事统帅和出色的政治家。他是李渊反隋活动的协谋者和组织者，是建唐军事战争的指挥者，也是建唐战略方针的制定者。唐朝的建立和统一是对隋末暴政的否定，是走向和平统一安定的新起点，唐初建立中国封建社会新的统治秩序，是历史的进步。李建成作为唐初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在这一过程中功不可没，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他鼎助李渊密谋反隋，兴兵建唐；他出谋划策，统兵征伐；他抵御突厥，稳定后方；他礼贤下士，广罗人才。特别是他对内实行怀柔安抚政策，不仅迅速结束了内战，推进了中原的统一，而且对后来贞观政策的实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李建成应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在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家族成员

李弇→李昶→李暠（也作李皓）→李歆→李重耳→李熙→李天锡（也作李天赐）→李虎→李昞→唐高祖李渊→李建成

曾祖父：李虎，西魏陇西郡公（襄公），追尊唐太祖

曾祖母：梁氏，追尊景烈皇后

祖父：李昞，北周唐国公（仁公），追尊唐世祖

祖母：独孤氏（北周大司马独孤信第四女），追尊元贞皇后

父亲：李渊，唐高祖

外曾祖父：窦岳

外祖父：窦毅，北周神武郡公（肃公）。

外祖母：宇文氏，北周襄阳长公主（其父：宇文泰，西魏安定郡公（文公），追尊北周文帝）

母亲：窦氏，追尊太穆皇后，即李渊的窦皇后

兄弟：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李智云、李元景、李元昌、李元亨、李元方、李元礼、李元嘉、李元则、李元懿、李元轨、李凤、李元庆、李元裕、李元名、李灵夔、李元祥、李元晓、李元婴。

姐妹：长沙公主、襄阳公主、平阳公主、高密公主、长广公主、长沙公主、房陵公主、九江公主、庐陵公主、南昌公主、安平公主、淮南公主李澄霞、真定公主、衡阳公主、丹阳公主、临海公主、馆陶公主、安定公主、常乐公主。

太子妃

郑观音，上元三年卒，年七十八

子

长子太原王李承宗，早卒。

次子安陆王李承道，626年被诛。

三子河东王李承德，626年被诛。

四子武安王李承训，626年被诛。

五子汝南王李承明，626年被诛。

六子钜鹿王李承义，626年被诛。

女

长女李氏

次女闻喜县主李婉顺字尪娘 嫁刘应道为妻

参考史料

《大唐创业起居注》（节选）

● 卷一 起义旗至发引凡四十八日

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

六月己卯，太子与齐王至自河东，帝欢甚。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

西河不时送款...帝曰：“辽山守株，未足为虑。西可绕山之路，当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乃命大郎、二郎率众取之，除程命赍三日之粮。时文武官人并未署置，军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为大郎、二郎焉。临行，帝语二儿曰：“尔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观尔所为，人具尔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对曰：“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家国之事，忠孝在焉。故従严令，事须称旨。如或有违，请选军法。”帝曰：“尔曹能尔，吾复何忧。”于时义师初会，未经讲阅。大郎等虑其不攻，以军法为言。三军闻者，人皆自肃，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风尘警急，身即前行。民间近道，果菜已上，非买不食。义士有窃取者，即遣求主为还价，亦不诘所窃之人。路左有长老或进蔬食壶浆者，重伤其意，共所见军人等同分，未尝独受。如有牛酒馈遗，案舆来者，劳而遣之曰：“此隋法也，吾不敢。”颇虑前人有限，遂为终日不食以谢之。于是将士见而感悦，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亲往喻之。城外欲入城，人无问男女小大，并皆放入。城内既见义军宽容至此，咸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执迷不反。己丑，以兵临之，飞梯才进，众皆争上。郡司法书佐朱知瑾等従城上引兵而入，执德儒以送军门。德儒即隋之见鸾人也，大郎、二郎等数之曰：“卿逢野鸟，谬道见鸾。佞惑隋侯，以为祥瑞。赵高指鹿为马，何相似哉。义兵今奖王室，理无不杀赵高之辈。“仍命斩焉。自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还九日，西河遂定。师归，帝闻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是日，即定入关之策。癸已，以世子为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等隶焉。二郎为敦煌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等隶焉。世子仍为太原郡守，命裴寂、刘文静为大将军府长史、司马。

● 卷二 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秋七月, 癸丑，将引帝立军门，仗白旗而大号誓众...是夕...帝乃将世子及敦煌公等，率家僮十数，巡行营幕...顾谓二儿曰：“...饥寒贱役，见而未经，险阻艰难，闻而不冒。在兹行也，并欲备尝。如弗躬亲，恐违天旨。尔等従吾，勿欲懈怠...”世子及敦煌公请曰：“经纶机务，一日万端，取决英谟。四方辐辏，麾下驱驰，儿等承之。自余常事，请付司存。巨细以闻，恐疲神思。又虑将佐等不被委任，颇以自疑。”帝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华夷不附，爵赏不行，吾之责也。摧锋蹈刃，斩将搴旗，尔之务也...吾忧责尔，急于务逸乐，推下功名与之，贤自当内省，不贤吾无所愧...汉初，有萧曹，而无尔辈，今我有尔辈，而无萧曹。天道平分，乃复如是。行矣自爱，吾知尔怀。”

时有流言者云：“突厥欲与武周南人，乘虚掩袭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帝顾谓大郎、二郎等曰：“尔辈如何？”对曰：“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离太原，宁肯近亡马邑，武周悉其此势，必未同谋。又朝廷既闻唐国举兵，忧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义旗，所以骁将精兵，鳞次在近。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营之内外皆为劲敌。于是突厥，武周不谋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竞来，进阙面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来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耕织自有其人，请无他问。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帝喜曰：“尔谋得之，吾其决矣。三占従二，何籍舆言。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

八月，辛巳，旦，发引...初行，雾甚，俄而秋景澄明。帝谓大郎、二郎曰：“今日之行，在卿两将。景色如此，天似为人。唯恐老生怯而不战，闭门城守。其若之何“大郎、二郎启帝曰：“老生出自寒微，勇而无智，讨捕小盗，颇有名声。今来居此，必当大蒙赏劳。若不出战，死在不疑。轻骑挑之，无忧不出。如其固守，便可诬其相引，谬为诚节。彼无识解，不知远大，为其左右体悉凡庸群小，相猜自成疑阻。无妨密相表奏，不废传首京都。小慧之人，思此解事，以此量之，来战不惑。”帝曰：“老生不能逆战贾胡，吾知无能为也。尔等筹之，妙尽其实。”...先到霍邑城东，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营，且遣大郎、二郎各将数十骑逼其城，行视战地...帝虑其背城不肯远斗，乃部勒所将骑兵马左右军，大郎领左军，拟屯其东门，二郎将右军，拟断其南门之路...未及战，帝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驰而向门...帝乃传言已斩宋老生，所部众闻而大乱，舍仗而走，争奔所出之门，门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悬门不发...

癸巳，至于龙门县...先是帝使时，于此县界见河水清，皇太子又于此界获玄狐。于县西南宴见鞘利，并与县内道俗等叙旧极欢。

九月，戊午，帝亲率诸军围河东郡，分遣大郎、二郎、长史裴寂，勒兵各守一面。

丙寅，遣世子陇西公将司马刘文静、统军王长谐、姜宝谊、宝琮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守潼关，备他盗，尉抚使人窦轨等受节度焉。

乃命龙西公量简仓上精兵，自新丰道趋长乐离宫。

冬十月辛巳，帝至灞上，仍进营，停于大兴城春明门之西北，与陇西、敦煌等二公诸军二十余万众会焉...帝虑其轻脱失利，辛卯，命二公各将所统兵往为之援。京城东面、南面，陇西公主之...甲午，关中群帅等，各请率骁锐登城。二公莫之能止。时帝在春明门外，闻而驰入，舍于罗郭安兴坊以镇之...甲辰，诸军各竞造攻具以临城，帝又未之许。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请曰：“太原以来，所过未尝经宿，长驱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师，不时早定，玩敌致寇，以挫兵锋，又虑初附之人，私轻太原之兵，无能为也。此机不小，请速部分。”帝曰：“强弩长戟，吾岂不许用之。所冀内外共知，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诸公従民所欲。然七庙及代王并宗室支戚，不得有一惊犯”

十一日丙辰，...才至景风门东面，军头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

戊午，收阴世师、骨仪、崔毗伽、李仁政等，并命陇西公斩于朱雀街道，以不従义而又愎焉。

● 卷三 起摄政至即真日凡一百八十三日。

壬戌，改大业十二年为义宁元年；己卯，以陇西公为唐王世子。

义宁二年，春正月...于是以世子为左元帅，秦王为右元帅，左右二府诸军十余万众，引于浐水之北...帝亲诣军，劳而誓遣之。

三月，左右二元帅军招谕东都城门不收，李密又不敢西寇。时逼农月，遂奉令旋师宜阳、新安二郡而还。留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镇宜阳，吕绍宗、任怀镇新安。

《新唐书列传第四》

历史疑云

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是唐史研究的主要史料依据，而上述史书又都是以当时的《实录》为其主要依据之一而撰写的。但由于唐初撰修《武德实录》、《贞观实录》过程中，唐太宗曾一再坚持要对两部《实录》亲自过目，并在观史后明令史官加以修改，因此，这两部《实录》中某些部分的真实性就太值得怀疑了。正如清末民初大思想家、史学家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所说：“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唐太宗在撰修国史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明确地要撰史者知道自己将亲自过目。在君主握有一切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的封建社会，这样的表态对那些撰史者来说是一种何等沉重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又会在他们身上产生什么样的微妙效果是不难想象的。唐太宗观史以后，偏偏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提出异议，正说明了他一直放心不下的症结所在。精明的唐太宗清楚地知道，对于这件至关重大，尽人皆知的流血事件，靠一些“微隐”的“浮词”加以掩盖，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欲盖弥彰。

玄武门之变的漏洞既然是无法弥补的，自然只好退而求其次—为这一事件找出尽可能充分的合理借口。于是唐太宗以“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鹤叔牙以存鲁”，为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再加上他对关于李渊、李建成等人的“太诬”和“抑扬诬讳之辞”视而不见的暗示，撰史者是不难揣摩出其中三昧的。因此，与其说下令改史的唐太宗是要史官忠于史实，“直书其事”，倒不如说他是要史官把玄武门之变的前因后果编造得更巧妙些，庶几符合了封建礼教的规范，以冀消弥对后代的不良影响，使李氏天下的长治久安不致留有从内部瓦解的隐患。

史官秉承唐太宗的意旨，为了使玄武门之变符合封建规范，至少从四个方面对事实进行了加工篡改。首先是把李世民说成是唐高祖早已属意的太子人选，而且为了给这种说法找到根据，有意夸大了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中所起的作用，把唐的开国之功全部归于李世民。其次是用有意歪曲李建成形象的办法，以达到说他根本就不配为太子的目的。第三是以把唐高祖李渊说成是一个毫无主见，朝令夕改的傀儡的办法，以自圆说他早已属意于李世民的杜撰内容与事实间的矛盾。第四，有意把玄武门之变说成是李建成多次采用阴谋手段加害李世民，以进一步加强玄武门之变的合理性。

唐太宗坚持自观国史并下令修改国史，其具体目的不仅在于自己在历史上的形象，更是为了使玄武门之变不致给后代留下可能使李氏天下从内部瓦解的影响。唐太宗下令改史的结果使李渊、李建成等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和歪曲了，从而也就大大地贬低了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因此我在给历史人物以恰当评价的时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史之失官，莫如书书唐隐太子与明建文事。建文纪年被革除，因不为著实录，其时政令遂不可知，顾史官阙文而已。隐太子事，加诬乃已甚矣。按玄武门之讼，太宗率长孙无忌等伏兵门侧，而隐太子无衷甲之卫，是太子无欲杀太宗心，借曰计虑不及，魏征之智，岂后于房杜耶？不以伏兵教太子，是征亦未尝劝之杀太宗也。凡太宗所表愬（音“诉”，诽谤意）于神尧者，与炀帝愬太子勇语绝相类，被鸩心痛，亦饰为之耳。又攻及隐昧，云太子与宫嫔乱，谁见之谁证之？

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吴兢刘昫不能为同异，虽宋子京亦不悟。唐人独一刘餗明杨文干事为诬告，而国史不采。司马公颇欲阙疑，然不能尽汰也。夫以神尧素染胡俗，非滞于成周之制者，且又素幸太宗，过于冢子，令唐有天下之功皆在太宗，何惮而不更置耶？然卒立隐太子无所变者，以太子自有功。按倡议之谋，本裴寂、刘文静启之，太宗在侧，故附成其说。隐太子不在侧，故不得附成其说。太宗非有以过其兄也。其决策之大者，莫如师次贾胡，久雨乏粮，群议欲返太原，惟隐太子兄弟沮其计，使神尧仡然西进，终成大业。此其功亦二人兼之，观温大雅《创业起居注》所记，大郎二郎方略正等（温大雅后亦为太宗所用，而《创业起居注》未尝剟定，唐初信史，惟此一编今其书具存。）知太子非庸谨不可与立者，神尧所以卒无异志为此也。

其后削平东夏，实太宗之功为大，事乃在武德三年。后王魏劝太子亲将讨刘黑闼以立功，事虽卒就，比于太宗尚不逮，要创业时功非有异也。太宗以削平东夏自伐，故思夺宗。与炀帝以平陈自伐无异。夺宗之事，太宗与炀帝等。房杜为之谋主，与杨素等。凡事为耳目所习者，其取法也易，其虑之也亦深。神尧虽闇，独惩于隋之高祖。讼者知其不决，则剚刃以先之，事乃有甚于炀帝者矣。盖史者所以督视人君，唐初《两朝实录》，则房玄龄删定以奏御者，其书玄武门之变，太宗且教令肆言之，是故论功则尽归于此，举恶则尽委于彼。此犹不置法司而令罪人躬自折狱。狱成矣，果足以欺百姓耶？虽然，有时直坐罪齐王而称建成仁厚，此亦周内之不能尽也。

《资治通鉴·考异》中说：“建成等前鸩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壮士拉杀而欺云暴卒，高祖岂有肯信之理？此说殆同儿戏。……事之虚实皆未可知，所谓疑以传疑也。”司马光正是因为对此事存疑，所以才在《通鉴》中采用了一个比较巧妙的办法，亦即基本抄录太子和齐王的这段对话，但是并不像《旧唐书》那样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客观事实来陈述，而是特意把这段话安排在王晊对秦王的密告中。既然只是由王晊转述，那么这段话当然就不一定具有客观真实性了。吕思勉先生的看法也与司马光接近，他认为“此计（昆明池密谋）太险，建成、元吉敢遂行此与否，殊为可疑。”（《隋唐五代史》）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孟宪实也教授认为这个情报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他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李建成阵营对李世民采用极端手段的警惕性非常低。如果李建成方面首先使用或计划使用谋杀计策，他们对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十分警惕才对。但是后来玄武门事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太子还是齐王都显得手忙脚乱，根本就没任何准备。二，后来魏徵在受到李世民责难的时候，说太子没有采用他的计划，否则就不会有如此下场。那证明魏徵曾经有使用极端手段的计划，但是没有被太子采纳。”基于这样的理由，孟宪实得出了如下结论：“这个情报（王晊告密）的核心内容看来都是不可信的，可能是李世民用来激发手下斗志的一个方法，至于受迫云云，无非是为了减轻李世民的罪责而已。”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有预谋的夺权行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网罗人才；其次加强地方经营，树立以洛阳为中心的地方势力；然后积极争取王宫大臣的支持；接受文武臣僚建议，加紧政变准备；精心谋划，发动突然袭击。

面对咄咄逼人的秦王李世民，太子建成一方面接受谋臣建议，发展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以较为克制的态度对待兄弟之争，努力维护与世民的关系，尽量避免骨肉相残。但同时他也试图削弱世民势力，以图稳定地位。史载“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元吉伏护军宇文宝於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假如李元吉行刺李世民成功，不仅有利于李建成地位稳固，而且不用担负罪责，也不会被追究。但他没有这样做，说明他是不同意采取这种方式来解决双方矛盾的。魏征作为深受建成器重的主要谋士，也曾建议他尽早除掉李世民，史载：“征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但建成没有接受谋害李世民的建议。对此， 魏征事后感叹不已：“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对魏征此言，李世民并未否认。

对于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行为，李建成采取稳固其位，逐步削夺李世民权势的策略并得到李渊的支持。李渊自己也为避免二子争斗采取了相应措施，但二人的努力均未能阻止李世民发动蓄谋已久的玄武门之变。

《大唐创业起居注》是一部私修的纪实性文稿，以编年体记李渊隋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起兵太原到入据长安,取隋代杨凡三百五十七日之事。作者温大雅是李渊建立唐朝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曾经任职李渊幕府，长期担任记室参军，典掌机密，文檄教令皆经其手。所以，此书对于大业至建唐期间具体事件所载乃作者亲历之事，细节记述十分翔实，史料价值颇高。据考证，《大唐创业起居注》应成书于武德三年(620)至武德八年(625)底之间，较少受到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杀兄夺位一事的影响，不存在要否考虑官方立场的问题。虽然当时温大雅是秦王李世民的亲信，在书中未免有夸大世民、贬抑建成之处，但毕竟与两《唐书》等受到太宗执政时期损益的史书截然不同，其内容也被认为相对客观。

关于诗仙李白的家世和身世，唐代当时就讳莫如深，特别是对其祖父、曾祖父，史料无一记载。李白自己很少谈及家世，偶有所及，也往往只提远祖，讳言近亲，闪烁其辞，故布疑阵。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从历史的尘幕中看出了蛛丝马迹。最早提到此事的是唐梓州刺史于邵，他最早在李白故里立碑纪念，明末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载有碑文内容：“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接着提到此事的乃宋人杜田。

延至当代，才有《中国青年报》1985年7月28日所载兼葭《李白身世之谜》，转述台湾学者罗香林认为：李白乃李建成之后；韩维禄1988年撰文《李白“五世为庶”当为李建成玄孙解》论证李白乃唐宗室，李建成玄孙；持同样观点的徐本立1990年发表《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亦认为李白应为凉武昭王十二世孙、太祖李虎七世孙、高祖李渊五世孙、太子建成玄孙；而朱秋德的《论李白的宗室情结及对其人生诸要素的影响》（《丝路学刊》1997年第4期）更对李白的身世及人生诸要素作出一番综合考察和评价，以期接近历史本来面目。

李白的研究者们主要引据的是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李阳冰《草堂集序》作于李白同时，其中的身世内容当出自李白口授；范传正作《序》时有李白孙女陪范主持其祖父迁墓之事。照理说，以两序时间之早和与当事人关系之近，它们都该是真实可信的。但由于李白狂放的性格给人造成的错觉，以为他攀龙附凤自高身价，更因为他至死也不肯公开身世的真象，导致两序所述内容历来不为人所重视，不仅不为人所深信，反为人多所诘难、置之存疑。

《草堂集序》云：“……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

《碑序》云：“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子孙女搜于箱箧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数十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世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仕禄。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

朱秋德在他的文章中说：“李白作为沦落民间的宗室之子的人生悲剧是命定的，是谁也无法解救的。祖先的血脉周流其身使他渴望有所作为，但祖先蒙受的罪孽又使他不敢有所作为；建功立业而又害怕暴露身世使他的精神和行为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间首鼠两端。他的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在祖先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枷锁中度过的。他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而这镣铐世人看不见，只有他自己知道。”

历史遗迹

2012年底，西安警方破获一起特大倒卖文物案件，追回423件被盗文物，其中就有李建成的墓志铭。2013年6月8日这方墓志首次对外展出。李建成墓志志盖为盝顶形，顶边长39.5厘米，斜边长10.5厘米，底边长53厘米，高12厘米，志盖有篆书“大唐故息王墓志之铭”。该志为方形，边长52厘米，高11厘米，四侧无纹饰。该志篆文雕琢古朴，遒劲有力，镌刻刀法精炼，当出自唐代名家手笔。

该墓志明显较小，其志文仅55字，内容记载死者名字、谥号、死亡时间、下葬时间和地点，没有一般墓志应记载的生平、功绩、评价等。志文如下：“大唐故息隐王墓志，王讳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於京师，粤以贞观二年岁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於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原。”长安县之高阳原，在今长安区郭杜镇附近。

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志志文中李建成的谥号“隐”明显被涂改过。据专家考证，“隐”字下面被涂抹去的是个“灵”字。“灵”为恶谥，谥法曰：“不勤成名曰灵”，正好符合唐太宗对建成尸位素餐、嫉贤妒能的政治评判。葬志刻所述改葬时间为贞观二年正月，而《唐会要》记载为三月，前后相差至少四十余天。唐太宗李世民经过一番内心挣扎、上下权衡之后最终定为“隐”这个中谥，是向天下人作出一个政治姿态。谥法曰：“隐拂不成曰隐。明不治国曰隐。怀情不尽曰隐。赠太子建成。”

唐朝历史上发生过四次宫廷政变，而这四次政变却都牵涉到当时的皇宫城墙的北面正门——玄武门。真正的玄武门遗址位于西安市自强西路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西校区操场内。目前在该操场的最里侧，仅存一个看似年代久远并已破损的石蹲，这个石墩就是玄武门之变保护牌的基座。2006年文物局为了保护玄武门之变的遗址，曾用铁栅栏把遗址围了起来，只留纪念碑在栏杆外面，但后来文物保护碑碑身不见了踪影，仅残存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