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寶貝共同找回丟失的感情世界

對孩子的羞辱會導致什麼

在一次外出散步時，我注意到在我前面幾步之遠有一對高個子的年輕夫婦，有一個兩歲左右的小男孩在他們身旁邊跑邊喊。這對夫婦剛剛在路邊涼亭為自己買了兩支冰激凌，邊走邊吃，十分愜意。這個小男孩也想要一支拿在手裏吃。他的母親充滿愛意地説：“寶貝，你可以從我這兒咬一口，但不能要一支整個的，因為它對你來説太涼了。”可是小男孩不想只吃一口，他伸出手來要一支整的，他母親再一次把手拿開。他失望地哭了，但很快他的父親又一次重複了他母親的做法，説：“看這兒，寶貝，”父親温和地説，“你可以吃一口我的。”“不，不要！”孩子邊哭邊向前跑去，想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忘掉一切。但他很快又跑回來，嫉妒又難過地仰頭盯着兩個正吃得起勁的大人。一次又一次，小男孩伸手去要一支整的冰激凌，但大人們那握着寶物的手卻一次次地縮回去。

小孩越是哭，他的父母越覺得有意思。他們不停地笑着，並想和他開玩笑：“你看你，這有什麼要緊的，值得你這麼吵鬧呢？”接着，小男孩坐在地上開始朝他母親的方向扔小石子，但他突然又站了起來，焦慮地四下張望，想知道他的父母是否還在那裏。當他的父親吃光了自己的冰激凌之後，就把小棒遞給了小男孩，自己繼續向前走。小男孩期待地舔着小木棒，看了看，把它扔掉，又想撿起來，但最後還是沒有撿。他帶着一臉的失望，孤獨又傷心地哭了，哭得全身顫動。然後他馴服地走在父母身後。

我們太習慣以成人的視角來看這種情景了，但這裏我卻要講講這個孩子的感受。顯然，這個小男孩並不是因為“貪吃的慾望”沒有得到滿足而傷心，因為他有很多嘗一口冰激凌的機會——他傷心的是他的感情不斷受到傷害和打擊。他想像其他人一樣用手拿着一支冰激凌，但這個願望沒有人能理解；更糟的是，他的需要還被人開了玩笑。他面對的是兩個巨人，他們互相支持，併為他們能保持一致的做法而驕傲。而小男孩呢，既孤獨又難過，除了説“不”以外什麼辦法也沒有。他也曾用明白無誤的手勢向父母表達了自己的願望，但還是沒有結果。他完全孤立無援了。當一個孩子被兩個高大的成人拒絕時，他如同在仰視一堵高牆；可是，當我們同時拒絕孩子時，卻稱之為“教育中的一致性”。

為什麼這對父母對孩子顯而易見的悲傷滿不在乎？他們當然不是缺乏愛心或冷酷的父母，那個父親對小男孩説話時非常温柔。可是，至少在那一刻，他們表現出的卻是缺乏同情。

要想揭開這個謎底，我們需要把這對父母也看成是沒有安全感的孩子——這兩個大孩子最後終於發現了一個比自己更弱小的人，只有和這個小人相比，他們才能感到自己無比強大。哪個小孩在感到害怕時沒有被大人笑話過並被告之“你沒必要為這種事感到害怕”的？又有哪個孩子聽了這樣的話不感到羞愧和自卑——只因為自己不能正確地估計危險？請設想一下，一旦這個孩子後來有了機會，可以把這種難堪的感覺轉移到另一個比自己更小的孩子身上時，他還會猶豫嗎？這種經驗有各種差別和形式，但是它們的共同作用是，當這些成人面對孩子的恐懼和無助時，他們能夠利用這個機會通過控制孩子的恐懼來駕馭自己內心無法控制的恐懼。

毫無疑問，在20年之內——如果這個小男孩有弟妹的話，也許會更短——他會重新上演吃冰激凌這一幕。不過，那時候他將佔據主動地位，而比他小的那一個則將扮演弱小無助丶充滿羨慕的角色——那個曾是他自己的人。現在，他終於可以將內心那個使他受盡屈辱的小男孩驅趕出去，投射到別人身上。

繼續上演的童年悲劇

根據我的經驗，我認為一個人感情障礙的根源，往往可以在嬰兒時期的適應性改變中去尋找。當孩子必須對尊重、迴應、理解、同情和得到感情反射這些需求進行壓抑時，就會產生幾種嚴重的後果。其中之一就是，病人無論在童年還是長大以後，都不能有意識地體驗自己的某些情感，比如嫉妒，羨慕，憤怒，孤獨，無助和焦慮。

羅伯特是一個三十一歲的男子，他從來不敢哭或顯露悲傷，因為他知道那樣做會使他所愛的母親不高興和不知所措。這個極為敏感的孩子感到自己的存在被他的母親給否定了。這個母親在她還是小女孩的時候曾在集中營裏生活過，但是她從來都不提起這件事。直到她的兒子長大了並開始問問題時，她才告訴他，她曾是目睹自己父母走進毒氣室的八十個孩子之一。當時這八十個孩子當中沒有一個人哭。因為“保持愉快”的特性曾在她的童年救過她的性命，所以她自己孩子的眼淚就威脅了她的平衡感。這個兒子一生都想要快活起來，但他只能以強迫性的反常方式來表達他偶爾出現的真實自我和感情。在他明白了它們的真實意義之前，這個沉重的事實一直讓他感到不自如丶羞恥和迷茫。

一個人在童年時反抗這種控制是完全無力的。悲劇在於，只要他的父母拒絕面對他們自己的過去，那麼他們對這種控制也同樣是無能為力的。如果父母自己的壓抑得不到解決，他們童年的悲劇就會無意識地在自己孩子身上繼續上演。

另外一個例子也許能把這一觀念講得更清楚：有一個父親小時候經常受到他母親週期性精神分裂症的驚嚇，又很少有人對他進行解釋，所以他長大以後的一大樂事就是給自己心愛的小女兒講恐怖故事。他毫無例外地總是先嘲笑她的膽小，然後再告訴她：“這只不過是個編造的故事，你不用害怕，有我和你在一起呢。”這樣一來，他就得以控制住孩子的恐懼，併為他自己獲取無畏的感覺。他有意識的願望是給予孩子他自己小時候曾被奪走的寶貴東西，比如保護丶安慰和來自成人的解釋；但是他無意識地傳給女兒的卻是他自己童年的恐懼，對災難發生的預感，以及那個他從來也沒有得到過回答的問題：“為什麼這個我愛的人要把我嚇得要命？”

與盧梭齊名的教育思想家裴斯泰洛齊六歲就失去了父親，儘管家裏還有母親和保姆，但他卻在感情上被她們忽視了。後來，儘管他能給予其他孤兒最真誠的温暖和父愛，卻在感情上忽視了自己唯一的兒子——這種做法難道是偶然的嗎？他的兒子曾是個非常聰明的孩子，後來卻被認為有智力缺陷，不到三十歲就死了。兒子的悲劇使裴斯泰洛齊痛悔不已。

仍然是這個裴斯泰洛齊，後來説過一句名言：“你可以把魔鬼趕出自己的花園，但你還會在你兒子的花園裏發現它。”

被隱藏的虐待

瑞典電影導演英格瑪·伯格曼是一個新教牧師的小兒子。在一個電視節目中，他把自己的童年描述為一個很長的關於恥辱的故事。他舉例説，當他小時候尿濕了褲子時候，就會一整天被強迫穿上一件紅色的衣服，這樣一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做了什麼，讓他以此來羞辱自己。

他還講述了一個在他童年裏反復出現的情景：他的哥哥剛剛捱了父親的打，他的母親在用棉花輕蘸他哥哥流血的背，而伯格曼自己則坐在一旁觀看。他在敍述這件事時很冷靜，沒有表現出任何的不安。我們可以把現在的他看成是那個孩子，安靜地坐着觀望。可以肯定他那時沒有逃走，既沒有閉上眼睛也沒有哭。我們不會對這個情景是事實這一點產生任何懷疑，但是它同時又是對他自己經歷的一個掩蓋性回憶——人們有時候確信，只有他們的兄弟姐妹才受到過羞辱，而不是他們自己。只有在治療中，他們才能帶着憤怒丶無助感和憎恨回憶起，當他們所熱愛的父親無情地暴打自己時，他們心中充滿了怎樣的恥辱和被遺棄的感覺。不過英格瑪·伯格曼除了將自己的痛苦投射出去和加以否認之外，他還有另一個方法對付他的痛苦——他可以拍電影，並藉此將內心不能體驗的感情轉移到觀眾身上去。我們作為觀眾，就必須承受這樣一個父親的兒子必須深藏的感情。

伯格曼也後悔地提到他沒能在1945年之前看穿納粹主義（雖然作為一個少年，他常常在希特勒時期參觀德國)。我認為他的盲目是他童年經驗產生的後果。殘酷對他來説就像他吸入的空氣一樣，因此後來見到的殘酷又怎能引起他的注意呢？

我想説明的是，即便是最嚴重的虐待事件，也會由於孩子強烈地想將它理想化的願望而被隱藏起來。對此，從來也沒有存在過審判，沒有辯護，也沒有判決。一切都深藏在過去的黑暗之中，而即使事實被暴露出來，它們也會以“為你好”的偽裝形式出現。如果連最極端的身體虐待的例子都是如此，那麼又怎能指望能見度更低丶更容易引起爭議的精神上的折磨為人所知呢？又有誰會認真注意像小男孩和冰激凌事件中包含的那種難以察覺的歧視呢？

我從對每一個病人的治療中，都可以看到無數性質相同的例子。例如，他們不是向孩子強調“反權威”的做法，就是強調“嚴厲的”教養方式的好處。這兩種教育方式都沒有考慮到孩子自己的需要。一旦孩子成為滿足某一個人特定目的的工具，並被他的權力所控制，那麼這個孩子的自然生長過程就會遭到粗暴的干涉。我們在教育中最習以為常的做法之一，就是先砍斷孩子有生命的根，然後再試圖用人工的方式代替其失去的自然功能。我們壓制孩子的好奇心（不能問不該問的問題)，然後，當他對學習失去了自發的興趣時，我們就會為他尋找特別的輔導。

成人讓一個孩子經歷羞辱感覺的做法是不易察覺和難以言説的，只有當我們對這種痛苦有足夠的敏感時，我們才有希望從孩子出生第一天起就給他需要的尊重。有許多方法可以培養這種敏感的能力。比如，觀察我們不認識的孩子，試着對他們的處境產生設身處地的同情。但是，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對自己的命運培養同情。我們的感情總能夠暴露出真實的故事，那不為別人所知的、只有我們自己才能去發現的故事。